第六节 梁武代齐

梁武在雍州，颇饬武备，（《本纪》云：至襄阳，潜造器械，多伐竹木，沉于檀溪，密为舟装之备。及建牙，收集得甲士万余人，马千余匹，船三千艘，出檀溪竹木装舰。）然其地距建业远，且荆、郢扼其冲，使荆、郢与建业同心，武帝虽有雄图，亦未必能有所为也。乃荆州旋与之同，而风云遂急。此则当时事势之艰难，不能不为身当其局者扼腕者矣。

萧懿之死也，东昏侯先遣巴西、梓潼二郡大守刘山阳，（巴西、梓潼，皆见第三章第六节。）领兵三千，就萧颖胄共袭雍州。颖胄者，高帝从祖弟赤斧之子。时明帝第八子南康王宝融为荆州刺史，颖胄为长史，行府、州事。《齐书·颖胄传》云：梁王将起义兵，虑颖胄不识机变，遣王天虎诣江陵，声云山阳西上，并袭荆、雍，书与颖胄。或劝同义举。颖胄意犹未决。山阳至巴陵，（见第三章第九节。）迟回十余日不进。梁王复遣天虎赍书与颖胄，陈设其略。是时或云山阳谋杀颖胄，以荆州同义举。颖胄乃与梁王定契。斩天虎首，送示山阳。发百姓牛、车，声云起步军征襄阳。十一月十八日，山阳至江津，（见第七章第三节。）单车白服，从左右数十人诣颖胄。颖胄伏兵斩之。驰驿送山阳首于梁王。《梁书·颖胄传》云：山阳不敢入城，颖胄计无所出，夜呼席阐文、柳忱闭斋定议。阐文曰：“萧雍州蓄养士马，非复一日。江陵素畏襄阳人，人众又不敌，取之必不可制：制之，岁寒复不为朝廷所容。今若杀山阳，与雍州举事，立天子以令诸侯，则霸业成矣。山阳持疑不进，是不信我。今斩送天虎，则彼疑可释，至而图之，罔不济矣。”忱亦劝焉。（《忱传》语意略同。）既畏襄阳，复虞建业，此为荆州同雍之实情，而山阳之畏懦不前，亦有以授之隙。《梁书·本纪》云：高祖遣参军王天虎、庞庆国诣江陵，遍与州、府书。及山阳西上，高祖谓诸将曰：“我能使山阳至荆，便即授首，诸君试观何如。”山阳至巴陵，高祖复令天虎赍书与颖胄兄弟。谓张弘策曰：“近遣天虎往，州、府人皆有书。今段乘驿甚急，止有两封书与行事兄弟，云天虎口具，及问天虎，而口无所说，行事不得相闻，不容妄有所道。天虎是行事心膂，彼闻，必谓行事与天虎共隐其事，则人人生疑。山阳惑于众口，判相疑贰。则行事进退无以自明，必漏吾谋内。是驰两空函定一州矣。”一似颖胄、山阳，全落武帝度内者，此则夸侈附会之辞，非其实也。

颖胄既杀刘山阳，乃传檄京邑，声东昏侯之罪。以梁武为左将军，都督前锋诸军事；颖胄为右将军，都督行、留诸军事。《梁书武帝纪》：颖胄使告高祖：时月失利，当须来年二月，乃可进兵。高祖答以“坐甲十万，粮用自竭。况所借一时骁锐，若顿兵十旬，必生悔吝。”然高祖实仍至明年二月，然后进兵。而《纪》又载曹景宗及王茂，劝迎南康王于襄阳然后进军之说，则荆、雍兵之东下，并不甚速，且二州间亦不无猜疑，惜乎东昏之无以乘之也。永元三年，（即和帝中兴元年。）宝融称相国。三月，称帝于江陵，是为和帝。以颖胄为尚书令，监八州军事，行荆州刺史。

梁武帝（464—549），即萧衍，是一个多才多艺、学识广博的学者，他的政治、军事才能，在南朝诸帝中堪称翘楚；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，则更为突出。

梁武帝以二月发襄阳。以王茂、曹景宗为前军。时张冲为郢州刺史，东昏遣薛元嗣等领兵及粮运百四十余船送冲。竟陵大守房僧寄被代，还至郢，东昏敕留守鲁山。（竟陵，见第三章第九节。鲁山，见第七章第三节。）僧寄谓冲曰：“臣虽未荷朝廷深恩，实蒙先帝厚泽，荫其树者不折其枝，实欲微立尘效。”冲深相许诺，共结盟誓。乃分部拒守。冲遣军主孙乐祖数千人助僧寄，据鲁山岸立城垒。茂等至汉口，轻兵济江逼郢城。冲置陈据石桥浦。茂等与战，不利。诸将议欲并军围郢，分兵以袭西阳、武昌。（西阳，见第四章第三节。武昌，见第三章第九节。）梁武言：汉口不阔一里，若悉众前进，贼必绝我军后。乃命王茂、曹景宗济岸，与荆州所遣邓元起等会于夏首，而自筑汉口城以守鲁山。命水军游遏江中，绝郢、鲁信使。三月，张冲卒，众推薜元嗣及冲长史程茂为主。荆州又遣萧颖达领兵来会。（颖达，颖胄弟。）五月，东昏遣吴子阳等十三军救郢州，进据巴口。（见第九章第二节。）六月，西台遣卫尉席阐文劳军。赍颖胄等议，谓高祖曰：“今顿兵两岸，不并军围郢，定西阳、武昌，取江州，此机已失。莫若请救于魏，与北连和，犹为上策。”高祖曰：“汉口路通荆、雍，控引秦、梁，粮运资储，听此气息。所以兵厌汉口，连络数州。今若并军围城，又分兵前进，鲁山必阻沔路，所谓搤喉。若粮运不通，自然离散，何谓持久？邓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定寻阳，彼若欢然悟机，一郦生已足，脱距王师，故非三千能下，进退无据，未见其可。西阳、武昌，取便得耳，得便应镇守，守两城不减万人，粮储称是，卒无所出。脱贼军有上者，万人攻一城，两城势不得相救，若我分军应援，则首尾俱弱，如其不遣，孤城必陷，一城既没，诸城相次土崩，天下大事，于是去矣。若郢州既拔，席卷沿流，西阳自然风靡，何遽分兵散众，自诒其忧？北面请救，以自示弱，彼未必能信，徒诒我丑声，此之下计，何谓上策？卿为我白镇军：前途攻取，但以见付，事在目中，无患不捷，恃镇军静镇之耳。”此言缘饰非事实。《南史·吕僧珍传》言：武帝攻郢州久不下，咸欲走北，僧珍独不肯，累日乃见从，则当时实有情见势绌者。盖武帝之顿兵汉口，非徒与敌争锋，亦欲自通运路。济师益饷，持此为枢，势固不容轻释。然顿兵坚城，实犯兵家之忌。敌军援至，锐气方新，决战既无必胜之机，出奇又苦兵力不足。使不能一战而胜，成败正未可知也。子阳进据加湖，去郢三十里，傍州带水，筑栅垒以自固。（加湖，《南史·韦叡传》作茄湖，在今湖北黄陂县东南。）房僧寄死，众推助防张乐祖代之。七月，高祖命王茂等袭加湖。子阳大溃，窜走。众尽溺于江，茂虏其余而还。于是郢、鲁二城，相视夺气。张乐祖、程茂、薛元嗣相继请降。先是东昏遣陈伯之镇江州，为子阳等声援。加湖之捷，命搜所获俘囚，得伯之幢主苏隆之，厚加赏赐，使说伯之。反命，求未便进军。高祖曰：“伯之此言，意怀首鼠。及其犹豫，急往逼之。”乃命邓元起率众，即日沿流。八月，高祖登舟，命诸将以次进路。（《梁书·张弘策传》曰：郢城平，萧颖达杨公则诸将，皆欲顿军夏口，高祖以为宜乘势长驱，直指京邑。以计语弘策。弘策与高祖意合。又访宁远将军庾域，域又同。乃命众军即日上道。按是时兵势已强，下流之兵，新遭摧挫，卒难更集，风利不泊，愚智所知，断无顿兵不进之理，盖颖达等皆为荆州，不欲高祖遽成大功也。）伯之收兵，退保湖口，鄱阳湖入江之口。留其子虎牙守盆城。高祖至，乃东甲请罪。于是上流兵势，如风利不得泊矣，其关键，实全在加湖一战也。

时外患未平，而内乱又作。张欣泰者，兴世子。崔慧景围城，欣泰入城领军守备。东昏侯以为雍州刺史。欣泰与弟欣时密谋，结大子右率胡松，前南谯大守王灵秀，（南谯，宋郡，在今安徽巢县东。）直将军鸿选等十余人并同契。会帝遣中书舍人冯元嗣监军救郢，茹法珍、梅虫儿及大子右率李居士，制局监杨明泰等相送中兴堂。（宋孝武帝即位新亭，改新亭曰中兴堂。）欣泰等使人怀刀，于坐斫杀元嗣、明泰。虫儿亦被创。居士逾墙得出。法珍散走还台。时明帝第六子建安王宝寅镇石头，灵秀往迎，率城内将吏、见力，载向台城。至杜姥宅，（见第九章第八节。）城上人射之，众散。欣泰初闻事发，驰马入宫，冀法珍等在外，城内处分，必尽见委，表里相应，因行废立。既而法珍得返，处分闭门上仗，不配欣泰兵。选在殿内，亦不敢发。少日，事觉，欣泰、松等皆伏诛。宝寅逃亡之日，戎服诣草市尉。（胡三省曰：台城六门之外，各有草市，置尉司察之。）尉驰以启帝。帝迎宝寅入宫问之。宝寅涕泣，称尔日不知何人，逼使上车，仍将去，制不自由。帝笑，复其爵位。

江州既破，梁武帝遂乘胜东下。时东昏侯以申胄监豫州事，屯姑熟。（见第四章第一节。）张瓌镇石头。李居士总督西讨诸军事，屯新亭。九月，梁武前军次芜湖，（见第三章第九节。）申胄弃姑熟走。军东进，李居士迎战，败绩。新亭城主江道林出战被禽，余众散走，退保朱爵，（即朱雀门。）冯淮以自固。十月，东昏侯遣王珍国三万人陈于航南。（珍国，广之子，时为青、冀二州刺史，梁武兵起，召还京师。三万人据《齐书·东昏侯纪》。《梁书·武帝纪》云十余万人，乃侈辞也。）开航背水，以绝归路。又败绩。投淮死者，积尸与航等。后至者乘之以济。朱爵诸军望之皆溃。东昏悉焚烧门内，驱逼营署官府并入城，有实甲七万。（亦据《东昏纪》。《梁书·武帝纪》云：有众二十万。）梁武命诸军筑长围。时张稷以侍中兼卫尉，都督城内诸军，（稷，瓌之弟。）王珍国结其腹心直张齐以要之，稷许诺。十二月，珍国于卫尉府勒兵入弑帝，奉首归梁武。时年十九。和帝之立，遥废帝为涪陵王，至是，又以宣德大后令，废为东昏侯。（胡三省曰：荆、雍在西，谓帝以昏虐居东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