间如白驹过隙， 转眼到了七月下， 还有不到半个月， 了。

各府的士子纷纷涌入杭州， 省城内的客栈旅店， 纷纷涨价几倍， 却仍然无论近远贵贱， 一概爆满。就这样， 还有许多考生要借宿在民居内， 当然价钱只贵不贱。

这时候走在街上， 满眼都是戴方巾， 穿直的读书人， 要是不会说官话， 话里不带‘之乎者也， 你都不好意思开口说话。一时间满城拽文， 酸气熏天， 吃饺子都不用醋哉。

这时候举行的文会， 规模自然大了很多， 也有一些曾经取得极高名次的老前辈， 会应巡抚、提学之邀， 来登台授课， 听课士子竟达前人之多， 蔚为壮观。

当然这不是讲什么微言大义的时候， 这种文会实际上是那些过来人， 向考生传授经验的场所。从该如何准备赴考， 到应试时的心得经验， 都是深受考生欢迎的话题。

关於考试内容的讨论， 自然是文会的重中之重。较之於童生试和岁考、科考， 乡试的试题量和考试科目都大有拓展， 许多第一次参加乡试的考生， 往往不能适应其考试强度， 身心崩溃， 自此神神叨叨， 终身再无中式希望。

所以考前一定要对考试的科目与形式充分了解， 并做好完全的准备。其考试持续九天， 共分三场， 每场三天。其中八月初九日第一场， 十二日第二场， 十五日第三场。

第一场试《四书》义三道， 每道二百字以上。《五经》义四道， 每道三百字以上。要是答不完， 允许各减一道， 但也别指望会有好名次了。

第二场试论一道， 三百字以上。判语五条， 诰、表、内、科一道。

第三场试经、史、策五道， 三百字以上。未能者， 许减二道。

很显然。第一场四书五经。是为了测试考生对儒家经典地熟悉及认识程度。第二场是为了考察生员判别是非。撰写各种公文行政地能力。第三场。是为了考察生员们在古今政事方面地见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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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套考试内容及规定。从洪武十七年复开科。便一直沿用至今。如果考官能严格对待三场地试卷。全面考察生员。无选拔出地举人。大都是有文化、有见识、有能力地行政人才。为了避免选出徒具文采之徒。太祖皇帝还将唐宋都十分重视地‘试帖诗取消。明确亏定只靠应用文。不考诗词歌赋。可见太祖皇帝和刘伯温制定科举细则时。确实是想为国家选出真正地实用之才。

但可惜地是。在实际阅卷过程中。这几乎是不可能地。因为乡试阅卷是出了名地时间短。任务重。神人也不能保质保量地完成工作。

大明律规定。从八月十二头场试毕。便由主考官掣房签分卷。然后各房开始分头阅卷。而录取放榜地时间。不得晚於八月底。距开始阅卷时间不过十来日。再扣除中间酒席谈笑。真正阅卷时间不过三四日。

再加上两位主考官并不直接批卷。他们只是为六位同考官推荐上来地试卷把关。决定取与不取。所以全部地阅卷任务。都压在几位同考官身上。这在明初还勉强可以胜任。因为经过多年地战乱。人口锐减。读书人更少。比如说洪武四年。只有一千二百余人应浙江乡试。而时至今日。这个数字已经达到四千余人。

而且阅卷的工作量， 不仅由试卷地数量决定， 还需要看试卷的答题量。生平均在第一场要答两千两百多字， 第二场三千五， 第三场三千多字， 三场共计近万字。

四千多万字地阅卷重任， 全压在几位同考官身上， 且对於这些试卷， 他们必须做到字斟句酌， 绝对不能像童生试与科考那样， 一目十行、走马观花的批完了事。

因为乡试是国家的抡才大典， 取中的举人便有资格做官了， 其重要性便是提到国家兴亡的程度也不为过。所以为了保证阅卷质量， 在公布录取名单之后， 各省还需将取中举人的试卷解送到礼部复查考卷， 这个步骤叫做‘磨勘。